关于“颜三表”的旧文底稿

潘良桢

前曾在江湖与人说起关于“颜三表”的事——

此二件颜书，一向判为伪托。后者好象是《书法》杂志多年前刊登过，基本肯定其为伪作。前者有多种翻刻，出现也晚，诸多法书著录家皆判为伪作。前几年复旦史地所一位山西籍的博士从家乡带回一份旧裱旧拓的《颜三表》，比此所见为好，他在《书法报》发一文介绍。后来，我也有一文在《书法报》发表，排列诸家判伪的说法，以为还不够有说服力，认为《颜三表》的真伪当作仔细考辨，惜乎我现在无力为之。不是一眼假的东西而一望之下判为伪托，似有失于轻率。

我那2002年发表在《书法报》的文章，当时没有打字存盘，那张报纸也没有保留。日前翻书找东西，在乱纸堆里发现底稿复印件，且发来聊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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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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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三表》真伪应作考辨
潘良桢

[fixsize=16px]　　接2001年9月17日《书法报》，翻到第3版，见载安介生《颜鲁公三表真迹》拓本在山西发现一文，心头一愣。因为所称颜鲁公《三表》我早年曾见过影印本，并非绝迹人世，怎么称“发现”呢？而文章作者安介生我是熟识的，常来寒舍聊天。介生学有专长，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为葛剑雄教授高足，同时学书有年，因而与我常相叙谈。今年暑期他到故乡出差开会我是知道的：但他在山西“发现”《三表》并作此文则事先我毫不知情。我觉得，他对书法史的研究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有些地方有误解。看到报纸后我专门跟他谈过此事，尽我所知相告，也交流了一些看法。他说，若因他的文章引来争议，也可以借此把关于颜《三表》的问题弄个明白，也是好事。他看过原拓本，有自己的看法。

　　介生是不解于所有关于颜真卿的著作和作品集“不仅没有收录《三表》拓本，甚至根本没有提及《三表》墨迹与拓本的流传情况”，故而以为山西的“这个拓本的出现，无疑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与颜真卿研究中的一个悬案”。但是自安文刊布迄今未见商榷文章发表，那么我先来说说自己有限的见闻吧。我病来已数年，虽在康复中，毕竟病去如抽丝，精力不大如前。且不说去泡图书馆爬梳文献，就是想翻检敝斋并不富赡的杂乱藏书亦感力不从心，只能就手边的几种资料作一概说。

　　颜真卿《三表》的刻本墨拓件影印本我少年时代即在书肆看到过，限于当时的眼力，更兼年久，已说不出准确的印象了。但我又清楚地记得，一般的评论以为那是伪托的赝品。今检杨震方《碑帖叙录》“颜真卿三表”条：

“为唐颜真卿上表三种之稿本。此稿至清代始出于世，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包氏得于汉阳，以为奇迹而刻之于石。今以此稿核之史书，不符之处甚多，且稿中多盖有明人鉴赏印，但明人及明以前未见著录，字迹劣，恐系伪托。近来研究家亦认为伪托，无异论。清代有翻刻本多种。”

梁披云主编的《中国书法大字典》亦收有“颜真卿三表”条：

“单刻帖。唐颜真卿书。行书。清丹徒包氏得真迹于汉阳，以为奇迹而刻之于石。书法欠佳，不类颜氏手笔；而其文又与史实有异，且未见著录，疑是伪托。清时有翻刻本多种。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

更早些的，晚清著名学者杨守敬《学书迩言》中“评帖”一章及之：

“颜鲁公三表。近世始刻于扬州包氏，格意圆熟，无鲁公刚劲之气。考之于史，亦不合，是为伪作。”

从以上所引三则评议来看，判《三表》为伪作是书学界大体一致的看法，无怪乎其少见流传了。在书法史上，鲁公稿书声望最隆，《三表》之外，更有《三稿》，其中有《祭伯文稿》，杨守敬云：“鲁公三稿并重，顾此稿古抚刻者无多，郁冈斋所刻，当是从古刻翻出，不能与《座位》、《祭侄》并论，不然亦后人临本。”因而其声名远不能与《争座位》、《祭侄稿》相比，同样罕见流传，然则更何论被判为伪作的《三表》！

　　归纳判《三表》为伪作的理由，大约有这样三条：一、明以前未见著录；二、书法欠佳；三、文与史实不合。这大体上相当于梁任公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史料鉴别时提出的辨识伪书十二公例中的三条：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作者。”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书必伪。”

第一条，梁任公未说死，谓十九皆伪。而以五十年心力撰成煌煌名著《四库提要辩证》的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也说过：“有人常说，某书是伪书，因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是不对的，因为《隋书·经籍志》并不能收尽天下书。”所以不见著录可以而且应该生疑，却不足辨伪。第二条，学界有人不甚同意，以为不可轻用。一望而断，很大程度上是凭感觉。这种感觉对辨别真伪是一种引导，起一定的作用，但以此为最后判断的根据，往往还是不具充足理由的。当然，这方法在鉴定书画时的常用甚至必用主要手段之一。据介生说，他所见拓本书法是十分精妙的。那么，希望有机会印出来让大家来看看究竟如何，大可有利于鉴别。上述二条，在相当程度上有或然性，不一定能作辨伪的铁证。第三条若凿凿有据，则在辨伪上可起更大作用，除了有特殊原因可解释的。如《爨宝子》称立于“大亨四年”，而“大亨”至多三年，实际上前后不过一年，因晋安帝元兴元年时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又过一年后，即改元义熙，所谓“大亨四年”，并不存在，应是义熙元年。彼时政局动荡，改元频繁，碑立边陲，消息闭塞，不知中朝已改元，故误。所以其纪年虽不合史实，却不足辨其为伪作。但总的说来这种证据辨伪是更其有力的。《三表》内容见载颜真卿《文忠集》卷二、卷三，南宋留元刚所撰鲁公年谱对三表有明确系年。鲁公遗著早年曾有《兴观集》、《庐集》、《临川集》等结集，至北宋皆亡佚，吴兴沈侯辑佚编为《文忠集》十五卷，嘉祐中宋敏求重编为十五卷本，采录更博，而至南宋又散佚。留元刚得残本，又增补所得鲁公诗文，并撰年谱附之。今所传善本为据明安国所刻者，人称能存宋本之真。《三表》拓本文字可与《文忠集》对勘，然后考之于史，《三表》拓本与《文中集》所收可辨别真伪。这个工作，需一一对比核实，详为考证，不是笼统说一句“与史实有异”能完事的。愿有人能下点功夫认真去做，作出实事求是的定论来，或可继续考辨争议。介生长于史学，但暑期后即去英伦讲学，不知一年期满归来后能从事之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考古学专刊乙种第19号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认定颜《三表》为伪迹，故不收录，但于《唐争座位帖》条下附及之：

“又，伪颜三表帖行草书，是明末清初时伪造，刻本不同，因喜颜行草的人多；此伪迹书刻较佳、刻本、拓本很多。”

虽判为伪迹，但承认“书刻较佳”，与前引意见“字亦劣”相出入。介生谓朱关田先生所编《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中有“伪托”一节，亦未及《三表》。我手头无此书，未能查核，不知确否？窃以为全面介绍颜真卿书法，且论及伪托问题，无论今后对《三表》的真伪如何定性，倒是应该提一提的。[/fix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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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梧阁

目前的版本,看了5种以上
济南图书馆藏本
武汉古籍书店出了一个版本
安介生的这个版本
坊间随处可见的还有几个版本,如启功所谓刻赵子昂如张猛龙者,未收录,亦未留影
我手上的这个版本是另一位江湖网友割爱的

[ 本帖最后由 听梧阁 于 2006-10-18 22:20 编辑 ]

听梧阁

四个版本的比较

听梧阁

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