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之书学渊源

潘良桢

颜真卿之书学渊源
                                                                                   
潘良桢
     

      唐代书学之盛，近人马宗霍有谓：“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初唐“四家”虽各有造诣，人或谓皆胎息右军，远承晋宋，近接陈隋，或以为寄人篱下，未能自立，尚非唐人书之典型。“四家”中，法度森严而细致的褚字最为盛行，实为“唐人重法”之代表。至盛唐而风气一变，浪漫书风合于世情，书家多不屑拘于细密法度，褚法顿见衰息。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一有《传授笔法人名》一篇，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二录《古今传授笔法》，二者或相渊源而稍有出入。它们所述书法传授谱系未必都可靠，如李阳冰年辈晚于徐浩、颜真卿，笔法传授由李而徐、颜，自不可信。然其始于蔡邕之得之神人，以及将褚遂良排斥于书法统系之外，又以张旭、颜真卿、李阳冰等为书法中继枢要，此数端完全一致，则其显然反映盛唐时期中兴篆隶与弘扬古法之书学主张，以及突破琐细法度，追求古厚奔放之审美取向，当无可疑。于此，笔者有《<评书药石论>与盛唐书风之丕变》一文述之。盖自盛唐时起，初唐以来风行百年，以“增华绰约”之“媚趣”为特色的褚派书法大受冷落以至挞伐，被评为“恨乏自然”，“自《 郐 》不讥”， “浇漓后学”。而尽去细微雕琢，以大气磅礴取胜的颜真卿书法，乃如《唐书》本传所说，“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历五季而至北宋犹然，苏轼称之再四，有曰：
           “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乃至极言之曰：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可称叹为观止。北宋四家，苏、黄、米、蔡，无不学颜，因此近人李瑞清题清代著名学颜书家钱南园真书册后谓：“鲁公书当宋之时几欲祧右军矣！”
      至于鲁公之书法渊源，历来众说纷纭，有人归纳为“二王说”、“徐浩说”、“颜出于褚说”、“欧虞说”、“张旭说”、“北派说”、“敦煌说”、“吐鲁番说”、“中原寺学说”等等，情况各有不同。
      鲁公书法师承，以情揆之，其初当为家学渊源。颜氏一族，本以文字学与擅书法累世闻名，真卿撰《世系谱序》有谓：“其后子孙，咸著宦族，有若宏都之德行，巴陵记室之书翰”。其《草篆帖》称：“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而所撰《颜氏家庙碑》曾历数族中先人之善书，所称其曾祖勤礼“工于篆籀，尤精诂训”，或可视为概括言之。
      颜真卿书法的另一家学渊源当来自母党家族。真卿幼年丧父，随母投靠舅父殷践猷。真卿之母殷氏也出于名门望族，门风与家学渊源与琅琊颜氏甚近，“以能书为天下所宗”的大书家殷仲容即其从伯父，小辈多学其书。颜真卿有幼贫无纸笔，以黄土埽墙习书的传说，他入手学书的第一个老师应该就是母亲殷氏。张怀瓘《书断》：“殷侍御仲容善篆隶，题署尤精”。可见颜真卿在父党母党两个家族所接受的书法家学渊源是十分接近的，都重篆隶。然则后人所见颜书虽限于真书行草，而其笔下之“篆籀气”实有所自也。
      颜真卿书法在家族外之请益师从，有可确考实据者，当为张旭。颜《草篆帖》谓：

             “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至小斯道大丧。但曾见张旭长史，颇示少糟粕，自恨无分，遂不能佳耳。真卿白。”

此与人书中，客套之余，显见其不满足于家传之法而颇思师从长史，并以虽曾得见而尚未及门为恨。后来事终得遂，鲁公文集中留下《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篇，转述笔法问答之余，略及拜师请益情形。按宋人留元刚撰颜真卿《年谱》，此文撰于天宝五年真卿三十八岁时。文末称“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则其“访金吾长史张公旭，请师笔法”乃在其方过“而立”未久之年，当其书学勇猛精进之际也。《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虽颇有可置疑处，但未可对其中内容全然一笔抹杀。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既有真卿《草篆帖》以及唐人著《唐国史补》的明确记载，又有怀素《自叙》“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即屡蒙激昂，教以笔法”和陆羽《怀素别传》中的相关内容等旁证材料，则颜学书之曾师从张旭是可以确定的事实,颜真卿确为张旭书法弟子。
      张旭在当时书坛声名之隆与重要作用，除上述书法谱系之外，证之唐五代书论，亦见张旭为盛唐以后书法传授之关键人物。蔡邕后裔、天宝年间书家蔡希综《法书论》曰：
            “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
陆羽《怀素别传》述及怀素从张旭弟子邬彤、颜真卿问张长史书法事。贞元间书家韩方明《授笔要说》有谓：

           “八法起于隶字之始，……传授至于永禅师，而至张旭始弘八法，次演五势，更备九用，则万字无不该于此，墨道之妙，无不由之以成也。”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畅言张旭之专精书道。晚唐书家卢携著《临池诀》，起首即称引张旭自言笔法传授历史，并谓：

          “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傅滉、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

晚唐书家释亚栖《论书》：

          “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

此言诸人之变体自立，永师而下，排名无序，则颜虽列褚下，其非言师承甚明。
      颜真卿可能还得到稍年长的同门徐浩的切磋指点，米芾有谓：
         
          “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米看来对此并不欣赏，而于徐、颜书法来自张旭一脉则无异议。
      张旭有名作《郎官石柱记》拓本传世，其弟子亦多以真书名世，张之擅真书自无疑，尽管他更其独立卓行名标书史的是狂草。可能恰如杜甫《饮中八仙歌》所言，“张旭三杯草圣传”，而其酒酣兴来所作狂草，又恰恰多为可以轰动一时而难以长久保留的题壁书。于唐李颀《赠张旭》：“兴来洒素壁”；窦臮《述书赋》：“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馀兴”；蔡希综《法书论》：“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云云可见之。所以，众人称扬张旭书，于狂草几乎都不及具体作品而只泛泛言之，于其真书楷法之精则同称《郎官石柱记》。颜真卿作品传世最多的，也正是风格一致而写法有所变化的真书碑版。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有谓：颜书一出，学者不绝。士大夫祖述鲁公书法者，除颜氏子孙外，著名者始于武宗朝宰相李德裕，李有《追和太师颜鲁公刻清远道士游虎丘诗》。其后柳公权出入于颜而别开生面云。南唐后主李煜虽有“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竝脚田舍汉”之说，而其《书述》则谓：

          “书有七字法，谓之拨镫，自卫夫人并钟王传授于欧、颜、褚、陆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

其列传道者名，竟置颜于褚之上。后且再称幸而“今有颜公真卿墨迹尚存于世”云云，然则“田舍汉”之譬盖以不喜其雄壮而为一时之戏说欤？
      颜真卿书法传世极多，欧阳修《集古录》谓：

           “公所至必有遗迹，故今处处有之，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最多。视其矩书深刻，或托于山崖，其用意未尝不为无穷计也。”

鲁公碑版文字皆真书，自具面目，人称“颜体”，与长史《郎官石柱记》有距离，似乎因此而促人思其别有渊源所自。苏轼或为较早着意寻思鲁公书除长史外别有所学者，《东坡题跋》卷四《题颜鲁公书画赞》谓：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此言也。”

仿佛之间，不无推测，末句所云盖正以此，而其意或在以鲁公书入书圣右军统绪之正脉也。一般笼统言之则谓：“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苏门学士黄庭坚亦谓：

         “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逸绝伦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

合而观之，其情甚明。山谷且更言颜与二王之貌异神合而常人难见：

         “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处，……”
         “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

然则鲁公书之具体渊源所自，除家学渊源和师从张旭而外，虽有推测，却难有所确指，至宋元间，一般人亦但言其“尤尚字学”（宋陈思）“奄有魏晋而自成一家”（元陈深）。北宋人中，除上述苏轼推测颜书《东方朔画赞》出于右军，尚有米芾一再确指颜书源自褚遂良，有曰：

          “石刻不可学，……如颜真卿，每使家童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颜出于褚也。”

又曰：

           “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真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时及《麻姑山记》，皆褚法也。”

视其下语，犹是凭迹推断，并无故实。《庐山题名》，世不经见，难明确否，而“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的说法，亦不无可疑处。何以专为鲁公刻字的家童会一直那么“大失真”，而“题讫而去，后人刻之”，倒反而“皆得其真”？似乎有悖于情理逻辑。若此说成立，则传世鲁公刻石书至少大部非颜书真面矣。鲁公又何以胸有此意而笔下不能或不肯写出，却把此意留给家童去“会”，去完成？岂不费解？再看鲁公“撰并书”的《李玄靖碑》，后有刻碑人名“渤海吴崇休镌”，则分明非“家童”所为，而所见书法与颜书众多碑版却完全一脉相承。可见“家童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乃是没有根据、有悖情理的臆说而已。而米作此说，怕亦不无用意，下文再就此略为一说。《麻姑山记》传世甚广，“皆褚法”怕亦未确，褚书似亦惟如《伊阙佛龛碑》结字之平正宽博有一二仿佛。
      往后，人见古刻石书迹更多，凡见有与颜书有相似相近处，遂遽指为颜书之所从出。明董其昌谓：

         “鲁公书《朱巨川诰》，古奥不测，是学蔡中郎《石经》。”

清阮元谓：

         “鲁公书法从欧、褚北派而来，非南朝二王派也。”
         “北碑《高植墓志》字体精整，锋芒犹新，为颜鲁公所祖。”

清刘熙载谓：

         “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

康有为更谓：

           “鲁公转师穆子容，行转气势，毫发毕肖。”
          “后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惟平原章法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汉分入草，故多殊分异态。”
          “鲁公书如《宋开府碑》之高浑绝俗，《八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瘗鹤铭》，
诚为绝作。”

近又有研究者总把颜书形成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山东及其周边石刻的影响。2006年1月25日《书法报》刊王连富《山东及其周边石刻对颜体形成的影响》一文，指出：

          “颜鲁公出生齐鲁，后又多次到山东，出任平原太守近六年以后，其书风大变。山东是石刻的集中地，历代书家指出影响‘颜体’的碑刻也多出山东。”

总之，后人所见盛唐以前书迹愈多，于颜书之渊源所自亦推测愈多，或犹推测商量，或则直欲确指坐实，如清人王澍《竹云题跋》谓：

          “颜书多以沉雄痛快为工，独《宋广平碑》，纡馀佚宕，以韵度胜，东坡元章皆谓颜书自褚出，此碑尤觉全体呈露。”

近人沈尹默《学书丛话》谓：

           “褚公有个高足弟子，他是谁？是颜真卿。他继承了褚公，却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局面，那才值得佩服呢！”

潘伯鹰持见略同，其《中国书法简论》言及颜书有谓：

        “他的书法学褚遂良，后来自成一家。……他从褚法去求王右军，字形特别宽绰，不求小处的巧妙，但大处的安排却极巧妙；字形很新，但若以二王法详细去考验，却又无不暗合。”

于颜出于褚之说，以研究米芾闻名的曹宝麟大为赞赏，其所撰《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谓：

          “米氏最钦佩褚遂良和颜真卿。其原因或有部分是由于颜真卿本出自褚遂良。这个说法不见于前人，由米氏发其覆，可谓独具只眼。”

而以研究颜真卿闻名的朱关田则似乎不甚以为然，其《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述颜之书学渊源略谓：

        “颜真卿幼承门业，并重真草。……初则清健，源于母族殷氏，而得力于旭，……广德以后，趋于圆劲，……”

乃按鲁公生平实情与自述言之，未见取法于褚之说，涉及前人多据以为颜出于褚实证之《宋广平记》，朱谓：

          “《宋璟碑》，书于大历十三年（778），方整虚和，后之论者大多以为出于褚遂良。其实斯碑乃健笔书写，且多用腕力，不同于鲁公平常之粗锋饱墨。……颜真卿楷书结法出自家学，其平画宽结于晋代已露端倪，《琅琊颜谦妇刘氏志》即是颜氏先祖遗则。殊途同归，与褚氏同一法门，只是颜真卿平常用笔圆劲，别有一番浑厚意趣。所以当他一改细挺，便似褚氏风韵，并非是他有意仿写去追求褚家异趣的。”

对于即使是至少唐以后书家几乎无不以为宗祧的二王，朱虽未明说，实亦以为与颜不大：

         “大抵唐代行草书，以二王为正格，自欧、虞以下，莫不善加摹习，……开元、天宝间崇尚隶书，其丰茂硕厚，一改初唐行草笔势，且张旭晚年，通变适意，除繁就省，由正复草，用笔亦由清健演为圆劲。……（颜）得力于张旭，……”

论及鲁公名帖《送刘太冲序》，则引董其昌《画禪室随笔》谓：

         “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另有异趣，……”

其意甚明。
     近出《王琳墓志》，被认为鲁公早年作品，以其笔画不似后来所成颜体真书之厚重而见稍为细挺，人或以为即颜从褚出的迹象。其实，细审比对，所见应是颜早期追踪长史之踪迹，用笔结字与《郎官石柱记》更为接近，可见血脉相连。虽然《郎官石柱记》可能在后，但长史真书决不会止于这一种。况且笔画细挺，也不能即以为学褚痕迹。若《虹县旧题》在米芾的大字作品中下笔虽不若《多景楼》等之重，而字势笔势却也可见多借重于颜，如“快霁一天清淑气”之“天”字，笔画并不粗重，尤其那一捺的一波三折分明来自鲁公。犹如人见汉《礼器碑》与褚遂良书皆用“三分笔”，没有可靠文献依据即断言褚出于《礼器》，难免还是臆测疑似而已。
      如前所述，地不私宝，时代愈后所见古书迹愈多，每遇疑似之际，辄欣然以为找到颜书所自，甚至断为事实，其实并不完全可靠。于此，亦颇有提出质疑者，如清初山阴杨宾《大瓢偶笔》有谓：

          “旧传颜尚书《东方像赞》从右军小字《像赞》影出，余不之信。丁亥秋，何庶常纪瞻为余言，留都朱师晦藏小字《像赞》，与尚书碑毫发不爽。然余索之师晦家，尚未之见也。”

既疑之，闻有征，未见可足证者而仍存疑。于不可凭信者则无论巨子名家之言而严词拒之：

           “海岳称鲁公学褚，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因极其丑诋。夫颜亦何尝学褚？痴人说梦语也。”

这态度就颇似稍后的乾嘉考据学派无证不信的学风。
      约三十年前起，关于颜鲁公书法渊源之又一说盛行，即“民间书法”说，其较早者或为金开诚于1977年发表的《颜真卿的书法》一文，有谓：

         “前人探索颜氏书法渊源，有的说他专学王羲之，有的说他专学褚遂良或张旭，还有人强调他学的是北碑以至篆隶，这都是由于个人的趣味倾向而流于片面的说法；特别是看不到颜真卿也从民间书法吸取了某些营养，更表现了过去那些研究、评论者的局限。但是，倘若把前人种种片面的说法合在一起，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颜真卿博采众长而熔于一炉的事实。”

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研究》创刊，创刊号第一篇为郭绍虞先生《人民群众与书法艺术》，引上述金氏文，以为：

        “……并不是说颜真卿一定要看到这墓志（指东晋《颜谦妇刘氏墓志》）才能获得启发，而是说民间的无名书家只须用笔凝重一些，也会形成这种风格。所以颜氏不必看到这一墓志，但看到群众中有些凝重的笔路，与他端正方严的性格配合起来，便可错金颜体的发展与成就。这种情况也还是可能的。”

显然，二者都一定程度留下受此前社会思潮影响之烙印，而颜书曾于民间书法吸取营养之说亦确乎渐为论书者所接受。朱关田《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一文亦及于此：

        “他的艺术风格不是也不可能孤立地突然产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魏晋以来，我们可以从诸如《颜谦妇刘氏墓志》、《经石峪金刚经》、《文殊般若经》等碑版中，找到与颜真卿书体中某些风格相近的地方。这些碑版的艺术风格，在当时非同一般，但尚未定型，可以说是颜真卿的先河，只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为时代所发现。直到中唐，才为颜真卿等所吸收、整理、加工，逐渐使之完善，形成为刚健雄浑的颜真卿书体。”

近年努力从敦煌遗书等“民间书法”获取养料与灵感的沃兴华于其《民间书法艺术》一书中称引金开诚、朱关田之说，更进而言道：

         “颜真卿以民间书法为基础，有这样一个博大的源头，因此他的书法与唐代其他学习二王等名家法书的书法家相比，风格能够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民间书法赋予颜真卿以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和深厚豪放的风格面貌，使他的书法能不断否定不断完善，一洗二王以来的清新流丽，别开生面，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

洵为以“民间书法”为颜书主要渊源之论者，至以为颜书为二王等“名家书法”之对立物了。

     纵观唐宋以还对颜书渊源之论列，时代愈后说法愈多，且颇有推测成份，其情似与顾颉刚氏所谓古史“层累造成”之说略相仿佛矣。因此，犹如以“层累造成”说而起而疑古、辨古，于颜书渊源诸说亦当慎思考辨一番，金开诚谓“由于个人的趣味倾向而流于片面”，确乎其言！
      苏轼之谓鲁公《东方朔画像赞》字字拓临右军，自是置颜书于右军统绪之正宗，而米芾见鲁公庐山题名即断言颜书出诸褚，亦不无原委。盖初唐以下，褚书尝为书法最大宗，至盛唐却备遭非难指责，顿为冷落。直至北宋，学书人群趋取法者首为颜真卿，其次为受颜影响甚深之杨凝式。诚如董其昌言：“宋四家书派，皆出鲁公。”对于褚书，苏、黄、蔡三家皆不甚经意，独有米芾不同，其有《自叙》略谓：

         “余初学颜，……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

独立特行的米芾，虽然初亦学颜，但后来最倾慕褚字而“学最久”，并以此为自己笔法主要渊源。因米芾之推扬，褚书于冷落沉寂颇久之后重得光大中兴。中兴褚书之法，米芾功莫大焉，而为此捕风捉影断言当时之书坛偶像颜真卿本出于褚，抬出褚来作为颜的师法所在，以褚之师尊来压倒颜，并不惜屡称颜书为“恶札”，实如曹宝麟氏所言，米芾“在心地的坦诚方面，也比苏、黄隐晦狡狯”，米以以褚压颜来抬高褚书，其意也就可以理解了。
      “民间书法”为颜书来源之一，说者多知难以举出证据一一坐实，故称某书某刻为颜书先河之馀，又作颜未必真见真学，乃受书风影响之辩解。唯沃兴华《民间书法艺术》一书举颜氏以字学传家，而真卿之伯父元孙《干禄字书》叙谓“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其太甚，便轻重合宜”，且书中收不少俗体简化字，据以推断颜氏有关注、包容民间俗写文字之风，为此说进一解。但这还只是颜氏中人研究字学的风气，与真卿吸收俗写俗字的书法书风尚隔一层，似还有待进一步寻觅材料研究论证。
     颜体真书宽博端正，包世臣已称“稳实而利民用”。宋代刻书业起，所制印刷字体取颜最多，不惟当时颜书之行，更以其有此“利用”之特色。至今美术字之所谓“宋体”、“仿宋体”犹可见其多来于颜。朱关田氏虽亦有颜书吸取民间书法养分之说，而至为《中国书法史》撰“隋唐五代”卷时，论说较为持重，或以其多所推测未能确考而未予采纳，有谓：

           “（颜）楷书稳实端庄，尽合字学，不独可以陶冶性情，适合于官场文书的应用，而且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

推原其形成，于今可见鲁公较早期代表作《多宝塔感应碑》与《东方朔画赞》时谓：

          “鲁公一一以方整之笔书之，几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实类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一笔一画，意在文字，楷正为善。其方整腴劲、秀媚多姿者，实乃平常时书判写牍之功夫。”
曲折言之，乃出实用，此与所谓颜以“民间书法”为源泉之说似正为一线可通处。

      综上所述，颜书渊源之一出其悠久书法家学，素重篆籀草隶，故下笔多古法，与初唐之后盛行之新法自多不同。此见其自述，复可验证其笔迹，当可信。其渊源之二，为所师从之张旭，亦与初唐远而与古法近。此亦一再见于鲁公遗文，且“十二意”中“暗过”等等，正为颜书笔法之特征，当属确凿。其渊源之三缘于其家学之字学传统，下笔尤重字法，同时关注俗写，切于使用，因此可能于众人实用书写之方法趣味有所汲取，然所取当为其质朴而非不知书法。颜出于褚之说，虽首唱于米芾，却犹存疑焉。至于颜书之特标风徽，恰如欧阳修所言，“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此又非仅关乎书学渊源者也。

主要参考文献：
《文忠集》；
《唐国史补》；
《法书要录》；
《东坡题跋》；
《黄庭坚书法史料集》；
《刘熙载论艺六种》；
《书林藻鉴》；
《历代书法论文选》；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现代书法论文选》；
《中国书法简论》；
《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书法研究》（丛刊）；
《民间书法艺术》

[ 本帖最后由 潘良桢 于 2006-9-27 20:22 编辑 ]

问姓惊初见

这篇文章有意思了。
    有个把两者并立的意思：
     1、是新法，初唐大概已有之，其后更是大行其道的，如此说来，初唐四家，欧虞褚薛，都在其内，另外，如李世民，王知敬，以下的李邕等，也都是这一路里面的，
     2、是多具古法的颜真卿，原因呢，因为是多篆籀草隶之法。连张旭，也是与古法近的，与初唐的新法远的。

     这个论断是很有重量的说法。
     别的且不论，书法之法不同于秘籍，是经常把字呈现于旁人面前的，就是其书写动作，也没有保秘的必要。颜真卿和一般人之间的差异不足以达到形成派别的程度吧？

     理解不了。

萧羽

学习留记

放下便是

看了有益！

zugui

鄙见《颜谦妇刘氏墓志》与真卿正书必有莫大的关系。《颜谦妇刘氏墓志》的书手应该并非什么“民间书家”，而更可能是颜氏族人，也即是颜真卿的先祖。侯镜昶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小子以为大有可能，虽不能即下定论，然随着考古发掘和其他资料的显现，想必会有进一步的证据。

oscar_wood

感谢潘师，说的很有道理。期待潘师作品。

潘良桢

原帖由 oscar_wood 于 2006-12-2 00:09 发表
潘师能否临摹几件麻姑看看，一直都很喜欢潘师的临摹作品，我又很喜欢麻姑。谢谢，很期待。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会有兴趣所在的不同，我现在的兴趣不在《麻姑仙坛记》。以后想写的时候再说，好吗？不能马上满足足下期待，望见谅！

oscar_wood

潘师能否临摹几件麻姑看看，一直都很喜欢潘师的临摹作品，我又很喜欢麻姑。谢谢，很期待。

慕晋堂主

受益了，慕晋谢谢老师！！

jlhnz

学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