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潘老师的文章——《“团体书家”琐谈》

yewufengyu

不知以前是否在江湖上贴过？转自中国书法网

                           

                            “团体书家”琐谈
                                   潘良桢
    七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俞剑华先生的《书法指南》，过了三十年，我方读到，距今又有四十年之久了。这部书篇幅算不得大，但分七编二十五章，几乎面面俱到。几十年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来有趣，并非金科玉律不刊之论，乃是“团体书家”四字。其第一编第五章为“学程”，一言“备用”，二言“应用”，三言“成家”。其言“成家”，共分七种，其中以时空范围划分的有四种，由下而上，第一种即“团体书家”，其余依次为“省区书家”、“全国书家”、“历代书家”，那是说不同的影响范围。我独对“团体书家”发生兴趣。俞先生下的定义是：
        “较同时一般人程度稍高，而为一机关一学校一团体所信仰者。”
初读时少不更事，但觉有趣。近四十年来，见闻稍广，体察略深，愈觉俞先生拈出“团体书家”一词的妙处。
    我的阅历甚是简单，主要是读书、教书，前后经历了小学、中学、大学，其间又在工厂和农村各呆过一段时间。高校学府，自多硕学鸿儒，但我在基层社会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哪怕小到一个生产班组或“五七”插队小组，都有自己的“才子”，如鹤立鸡群。他们都有过人之处，有的能识大学生都瞠目结舌的生僻字，有的知道最大的长度单位是“光年”，更多的是把梁山泊中108位好汉的诨名、星宿倒背如流（现在观念更新，想来又有了新的特长，恕我不甚了了），令周围人们刮目另看，备受敬仰。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的。与此相仿佛，便是随处都有“团体书家”。
    一个团体，有时还不止只有一位自己的书家，有时既有耆宿，又有新秀。他们都具备俞先生所提到的条件。在这个团体中，从最高领导阶层直到平头百姓于书法一事都绝对信仰他们，不仅所有永久的、半永久的，乃至临时需要写出来张挂的东西，如招牌、校训厂训、礼堂会客室的条幅、标语、横幅、春联，乃至食堂菜单，都出自他们的手（食堂菜单一般出自此团体下的分支膳食科内的“团体书家”之手）。他们墨宝遍布，头儿们客厅有之，常人居室有之，各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下有之，人人以有所得为荣。而且他们是本团体内最权威的书法顾问，上上下下，唯其马头是瞻，未经其一言赞许，“外来和尚”未必好念经。他们正是本团体内的书法宗师，大家明里暗里学他们的字，青年人和团体成员的子弟要学书法便纷纷拜入门下，他们的墨宝也是这个团体中的法帖范本，触目皆是，团体中人有意无意都成了他们的入室或私淑弟子。
    团体书家一般都有了点年纪，因为他们的书法权威是年积月累地写成的；团体书家又大多在团体的首脑机关中任职，不过一般并非显位要职，他们常常有被某领导赏识而奉调去掌翰墨的经历。团体书家的权威一经树立，便轻易动摇不了，年资嫩的，即便本事更大，也得有“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耐心。团体书家的权威又往往是终身制的，即使他们年迈退休，已写不动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字儿了，只得一任后继者去逞能，但一旦要写非同寻常的书件，还得请老将出马。其书法顾问的权威则是永久性的，即使他已写不动了，如果新任“团体书家”自己还担当不起重任而推荐外面的一位书家（常为其师）来题写本团体的牌匾之类，是否可靠和值得，当权者必责成主事者上门向“某老”咨询过方能定夺。
    “团体书家”的真实书艺出入甚大，有的确乎高妙，有的则只是早先碰着机会，于是写了几十年，尽管手下平平也便就站住了脚跟。持之既久，写也都能写，但未必就没有别的高手。不居“团体书家”的高手，有的是位尊年高，不必去争这份差事了，此时，“团体书家”最高书法顾问的权威时而要因此落空；有的是年辈尚少，或身份低微，或新来乍到，不得不俯首称尊。
    这些是关于“团体书家”的琐谈，说不全，也嫌概念化。其实，各处的团体书家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的，下面且把我有限的见闻中的“团体书家”说些出来，以见一斑。
    我读了六年小学，是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参与的第一个团体。那时年纪尚幼，所知不多，只记得学校里公之于众的毛笔字都出于两位老师之手。一位姓金，教地理的，五十多岁，人很朴实，字也写得厚重端庄，近乎颜体；一位姓何，卫生室的，四十多岁，头发一直梳得亮亮的，衣着考究，相貌堂堂，字写得流美秀气，也说不出个路数来。字如其人，洵非虚言。此外便无所知了。
    中学我也读了六年，是在两所学校，历史都很悠久，原先都是教会学校。前一所中学我只读了一年多，然后就转到了第二所，在那里读完初中又接着上高中，高中刚要毕业，恰逢“文革”，于是又留了两三年，所以实际上呆了七八年之久。因此，第一所中学我所知不多，而对第二所中学则了如指掌。
    我在第一所中学也参加听过书法讲座，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登台说法，带了一本颜真卿楷书拓本，又用毛笔沾了清水在黑板上作用笔示范。老先生推崇颜体，他那天的话我记住了一句：“颜体有力，比如一撇，写到最后尖上还有力。”
    我读的两所中学，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校史了，当时也已六七十年了吧？师资力量很强，书法高妙的老先生也真不少。第二所学校情况了解得多一些，一位副校长是毕业于无锡国专的，草书写得极好；语文教研组的吴先生国学底子甚厚，楷、隶精能；清代大词人况蕙风的文孙又韩先生时已六十多岁，书画皆其擅长；稍后调来一位闵先生做教导主任，是中学文科教学的老前辈，北碑功夫甚深。但他们都不出来担当“团体书家”的角色。那里的“团体书家”，始而是史地组的一个于先生，三十多岁，很清秀的人物，爱唱青衣戏，字亦如其人。他常为写不完的字而苦恼，后来有人来接替了，总务处来了一位姓谢的，凡要写字，大家都去找他，开学时最忙，因为各处各教室都要换新的标语。平心而论，此人书法并不好，但大家都请他，他的自我感觉于是也好了起来。
    到了大学，大家知道是复旦，无法姑隐其名了。那里更是藏龙卧虎之处，王蘧常、朱东润、郭绍虞是当得大书家之称的，其他的书法高手还有不少。复旦的“团体书家”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先生，此公做了几十年秘书主任，书法之外，还能画兰竹山水，又会刻印，尤精于诗词。我当初与人创办复旦书画会，便请他做了常务顾问。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复旦关于书画的权威发言者，当然在王、朱、郭等前辈面前是始终恭敬执弟子礼的，后来退休了，若是事关书画篆刻，不管哪个部门都还要登门请求咨询。近十年前一位台湾工商巨子捐资盖一栋楼，要立碑纪念，主事者请一位名教授撰写碑文，命我“书丹”。写成，不料基建处的几位（估计包括头儿和那里的“团体书家”）认为字写得不好，按例前往请教，嫌以字距大于行距，字形也有大小，扬言“我也写得出。”这位退休的“团体书家”相告：“作隶书正该如此，汉碑皆此格局。字形大小得随势。‘我也写得出’，这种牛皮莫吹。”又拿出汉碑字帖为证。基建处人虽然未必就此识货，却也服了，不复挑剔。我事后闻知，失笑之余，一慨乎常人书法知识之贫乏，知书者更为寥寥，二慨乎“团体书家”在特定范围内之一言九鼎。
    “文革”初期大乱一阵，过后稍稍平息，“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已毕业的高三学生怎么办？“待分配”期间便组织下厂“学工”。我分到一家做汽车配件的工厂，约有几千工人。我安排做车床工，前后约有九个多月。去时是寒冬，不久便是春节。节后去上班，另一个班级的一位也爱书法的同学说：“年三十前一天大家找你没找着，想叫你到厂部‘政宣组’去写春联。”这位同学的绰号叫“秀才”。没几天，厂“政宣组”来人与车间“革委会主任”接头后把我领到了厂部，原来让写一些大字标语。“秀才”也在，介绍旁边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这是老童，是厂里的书法家。”我明白了，进厂以来厂区内引起我注目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隶书原来是他的手笔。虽然“官阁”了一点，却还清整可观。
    我作大字，也多写隶书，自然引起这位“团体书家”的兴趣，细细旁观一阵，博得了他的赞许，当场说了一句笑话：“他是‘秀才’，那你是‘举人’了。”我说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们是同学。但旁侧有人，这句笑话还是传了开去。加上我又几次被调到厂部写字，而且一些本该由“团体书家”写的显眼的字幅这位老童也“让贤”于我操觚，“学工”学生中有人善书的名声也就传开了。
    于是，车间“革委会”也时常调我去车间办公室写字，引不少人羡慕。“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位“小广东”，看得出，他是车间里的“团体书家”。他能翻《新魏体字帖》拈出字来依样一一凑写成标语。见我写隶书，他也露一手，不过是人们所称的“美术隶书”，一点一横常写作一横正中间往上隆起个近于三角形的疙瘩。两个人同时在挥毫，我听见有人问：“你们两个人谁字写得好？”“小广东”答道：“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我和他车床相邻，下班常一起走，但从来不谈书法。不久，“学工”期满，我也便离开了这家工厂，不知道“小广东”后来如何。

    我在皖南“插队”八年，那个公社半是平地和丘陵，半是山区，当地人管叫“畈上”和“山里头”。前几年我在“畈上”，大部分时间躬耕于野，间或去公社中学代上两个月的课，那中学也在“畈上”，而且就在我所在大队的地盘内。
    因为常去全公社的最高学府代课，便得出入这当地最大的文化人圈子，于是知道这里的“团体书家”竟有一个群体。中学教师中有两位，都是教语文的，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一位姓祝，外村的，一位姓王，本村的，同我在一个生产队。两人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老祝处境似乎更困难些，瘦高个子，衣着邋遢，体弱多病，轮到他显书法才能的机会好象不太多。也许是善病的缘故，也许是住得邻近，公社卫生院有时请他挥毫。有一年寒假过后我去卫生院找一位医生聊天，看见老祝为他们里里外外写了好几副春联，字大都在半尺以上，行楷近于王文治。他看过我随身带去的碑帖，独独借了那本周慧珺写的鲁迅诗去看了好久。我看他是几位“团体书家”中水平最高的一个，尽管在那里他并无此隆誉。老王也只能作行楷，稍带侧势，仿佛从北碑来，但我知道他从未见识过北碑为何物。他也能画几笔花草，绝对不高明。但他确是爱书画，为人也和气，加上住得近， 和我常往来。曾为他在上海买去一册《集王圣教》，他如获至宝，可总也写不象。学生中学老王字体的最多。
    住在中学里的还有一位文教干事，地位相当于公社教育部长，是全体教师的总头目，倒也爱涂鸦，专作“草书”。其实是既无笔法又无草法，一派野狐禅，但谁也不敢说不好，农人们评为“写得野”。他是得意自负的，家中的中堂、条幅、春联从不假手他人。手下有一位文教助理，年岁相佛仿，也在三十多岁上，也爱写字，看起来也只会作行楷，说不出路数，与当时上海、浙江的流行书体相近，尚可看的。但有好书的顶头上司压着，难逞其能。
有一回，上面布置要全面铺开“血防”宣传，各处以油漆刷标语，有人实地踏看过后，任务下到各生产队。我们队正在公路边，上面看上了一处大屋新粉白的山墙，提出要写毛泽东《送瘟神二首》。队长看我平日常在写字，早晨派工时便把这活派给了我，交给我一桶红漆，又从家里搬来一架竹梯。没有帮手，登高又全仗这吱吱拗拗的竹梯，量尺寸，算字数，画方格，爬上爬下也够艰难的，幸而当时我才二十六七岁，腿脚还麻利，但也半晌午才把这准备工作做好。累了，或需稍作盘算，我坐在旁边的柴堆上吸一支烟。队长担着猪粪来来回回经过，总往墙上瞥一眼，又看看我，虽不说，知道已在怪我躲懒，也无法争辩。一手提油漆桶，一手执一管羊毫笔（口袋里放一支小号漆刷，自备的，用来写大字题目），爬上竹梯，按格一一写去。近中午时分，诗题、诗序写完，下梯子时发现老王已站着看好久了。队长挑着上半天最后一担猪粪过来，抬头一看墙面，忍不住发话：“小潘，半天了，才写这一小块，你在混工分吧？”爬这么高在墙上用羊毫笔蘸油漆写八寸上下的大字，真是那么容易么？一天工分才两角啊！可这又怎么向这位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解释呢？幸而老王立即告诉他：“这是写得快的，换了我一天都弄不起这些。”队长才嘿嘿一笑走了过去，甩下一句：“我是说着玩的。”“团体书家”以其权威，发一言而使我“混工分”的嫌疑冰释于顷刻。
下午写完两首七律，收工还比下大田的人略迟。老王正放晚学回来，看我写完，又不无敬佩地评说了一番，取竹梯的队长在一旁微笑着。第二天公社来人检查，对此作大为欣赏，要我当晚去公社机关所在的小镇，把刷制那里十几条大字标语的任务都交给我了。那些标语，大的每字有四尺，小的也在二尺上下，都要登高作业，但我都只画个大致的界格线，不需钩廓填描而直接写成，在那里是前所未有，令人吃惊的。半个多月中，我吃住都在镇上唯一的饭馆兼旅社中，由公社开支费用，真是快活似神仙了。事毕，卫生院长结算工资，说这是一般人干不了的“技术活”，按最高标准，2元一工，共得约四十多元，一年口粮钱也差不好远了。多少人羡慕哟！我似乎也将加入“团体书家”群体中去了。
    最后三年，我去“山里头”创办并主持一所民办公助的中学，始知那里也有一位“团体书家”在独占半壁江山。此人也姓王，此间小学的负责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小老头。小学生学什么人的字的意识大概还不明显，但小学教师中的年轻人学他的字的颇有几位。我看这位老王所写的，暗暗吃惊，他的所有点画，正是所谓牛头鼠尾、蜂腰鹤膝、柴担折木之类的“败笔”，而又恰是他自鸣得意并受人喝彩以为“有劲”的所在。他也只能作行楷，那玩意儿宽松些，但偶尔夹杂一两个草书字体，我觉得不伦不类，而知道这正是他的神来之笔。据说他学的是当地大姓中一位已故老先生的字，上年岁的人说学得活脱活象，看来是师徒相继作此一方的“团体书家”了。
    中学和小学在一个院子里，我的到来使这位老王大为不快。他吃亏在不能作连绵的行草，而且字一上二尺大小又必需双钩填廓成字，而这些于我则不难，识字的、不识字的农人却常常正以此来掂你的斤两。或许有点年轻气盛，在学校中的地位又与他级别相当，更不必假意奉承了，加上看不得恶浊书法，所以中学里所有的写字活我都自己干了，不劳他的大驾。我很注意在不作违心之论假意赞美老王书法的同时，也不作任何恶评，以期相安无事。实际上这样的谨慎小心作用也很有限。渐渐地，看得出中学，甚至小学的青年教师也开始有人学写我的字了。这是闭塞乡间的风习，人们不知有“钟王”、“初唐四家”、“宋四家”等等，谁的字看着好就学谁的。老王有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但这中学办得有声有色，上下都信任我这个上海知青，似乎真要“扎根”了。直到恰满三年之际，我教完一届初中学生，正赶上开始恢复高考制度，侥幸考上去复旦上学，离开了这个盛产毛竹和杉木的富庶山区。去了无意中成了敌手的我，老王又安然做他的“团体书家”，再度独撑半壁江山，而我似乎也曾忝列“团体书家”群体，然而一旦告别这虽则“无意苦争春”而仍然会遭人讨厌的角色，如释重负。
   “团体书家”是比较普遍的社会存在，“团体书家”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书法社会现象，社会越闭塞，“团体书家”现象就越普遍，“团体书家”潜能的发挥也就越充分。这个久已有之，往后还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下去的客观存在，说明在中国随处都需要书法的服务，随处有爱书法的人群，随处有能书法的人才，这是中国书法历久不衰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团体书家”是在社会基层普及和推广书法艺术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他们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所起作用也往往不同。即以“团体书家”的主观条件而言，其书艺的高下，其见识的多寡，其心理素质的健全与否等等，就直接影响到所起的作用。有的会带动一方爱好书法的风气，培养出一批书法人才，有的则会发生误导，有的还可能有压制书法人才的负面效应。现在，社会大大增加了开放度，二十多年来的“书法热”，大小展览频繁，法帖出版物和书法专业刊物越来越多，诸如此类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强了纵向和横向的交流趋势，“团体书家”们已不满足于“山大王”式的优越感，有时还觉察到了危机感，他们也想参展获奖，加入“书协”，取得团体外书法界的承认，而这又常和巩固其“团体书家”地位有点联系。
    “团体书家”是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上来说，又是一类社会角色，在社会书法活动中起不小的作用，对此进行研究，大概更多地要用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归入新近看到的一个学科名称——书法社会学中去。揭示“团体书家”的存在方式和心理机制以期发挥其积极作用而消除负面效应等等，都是对书法活动的健康开展和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有意义的。我现在没有条件作系统的研究，只能零零碎碎说一些现象和看法，读者若以为只是逸事趣闻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有人由此而发生兴趣并做深入研究，则本文有抛砖引玉之功，某所不胜企盼者也。

[ 本帖最后由 yewufengyu 于 2006-7-24 08:38 编辑 ]

裘锦龙

有趣的“团体书家”，好文章

放下便是

原帖由 听雨斋主人 于 2006-7-24 12:16 发表
潘老师的这篇文章写得好，有老师的切身体会，也给我们书法学习和欣赏很多借鉴。

shi  是的啊!!!

听雨斋主人

潘老师的这篇文章写得好，有老师的切身体会，也给我们书法学习和欣赏很多借鉴。

宾南

这个文章写得真好，
真好。

太原公子

文风朴实,文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