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size=24px]白谦慎[/fixsize]
[fixsize=20px] 和良桢兄的初次见面，说来颇有点戏剧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家父在青岛工作，家却在上海。所以，每年放暑假时，我总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青岛，在青岛小住几日后，便乘客轮到上海。1983年7月某日，我走出青岛到上海的客轮的舱口，踏上上海公平路码头。在码头外的接客人群中，有一人举着“白谦慎同志”的牌子在等我，这就是潘良桢兄。那时，我们已经神交有一段时间了，但却是初次见面。见面后我们在马路旁就谈了起来。当我告诉良桢，我的老师中有一位是金元章先生时，他告诉我，他和金先生很熟，他到安徽插队落户前，经常和金先生、徐璞生先生往来。从那以后，我每次回上海，良桢兄都会到我家来聊天。
和良桢的神交，缘起于全国学联和团中央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在那次比赛中，良桢获二等奖。当北大学生书法社组织社员到中国美术馆参观获奖作品时，我和人德等立即被良桢参赛的对联所打动。对联是用隶书写的，内容好像是朱德的诗句。风格上主要取法汉简，也多少受了海上名家来楚生先生的影响。落款则有黄道周的遗韵，也看得出来楚生先生学黄的影子。字写得很温润儒雅，看得出作者深厚的书学功力，也看得出不凡的学养。虽说所获为二等奖，但放在一等奖中，也实在是佼佼者。虽说，我在那次比赛中获一等奖，但我十分清楚，良桢的作品比我的作品好。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对竞赛、评比、获奖持有保留态度，对获奖的事比较淡漠，虽说我本人后来也曾当过全国第二届中青年展的评委。当时，我只知道良桢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后来我把自己对良桢作品的印象告诉曹宝麟兄时，宝麟说，他知道良桢。因为他在安徽广德县农机厂工作时，良桢作为上海知识青年正在该县务农，他在广德就见过良桢的字，认为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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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桢兄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参赛隶书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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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我还不到三十岁，精力甚是充沛，因为喜欢书法，好交写字的朋友。虽说，那时对良桢的书法很是佩服，但也没有机缘结识请教。1983年，《书法研究》杂志刊登了良桢一篇谈隶书的论文。我便写了一封信，托《书法研究》的编辑（好像是请郑丽芸）转给良桢。不久我收到了良桢用毛笔写的回信。这封信我本一直保存着，1986年出国后，在北京的住房借给一位亲戚，这位亲戚居然擅自为我清理房屋，将我收藏的大量信札处理掉了。1992年回国发现此事，只能空叹奈何！
虽说良桢给我的第一封信已不存在了，但是，其中一句关键的话我至今记得。那还是1983年，但在信中，良桢已经指出，有人占据要津，利用自己在社会或书界的职位来谋私（大致如此）。而我和良桢抱有相同的观点，对官本位文化及其在书坛的反映非常不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使我们在八十年代上半期便开始酝酿民间结社。1987年沧浪书社在苏州成立，良桢在成立大会的发言中这样说：“书社的问题，我们好几年前就酝酿了，在白谦慎家里与华人德一起谈起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组织，有利于推动书法事业，大家对书法界不太满意，要想办法改变这个局面。”良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对利用权力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具有天生的反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良桢虽在养疴中，还依然十分积极地参与书法江湖这一个民间的书法网站的建设的原因。因为，当年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依然还要努力。
我认识良桢的时候，他还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由于他文字功力好，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那个学院当一个杂志的文字编辑，杂志的名字是《犯罪学》。这个听来令人“肃然起敬”又要敬而远之的杂志，和他所学（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所好（中国书法）相距实在太远，只不过是一个赚工资的工作而已。对于他的工作不能为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我总觉得很遗憾。因此一直思考如何能帮他的忙，调动工作。
1984年左右，我妻子在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潘维明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85年国内开始有文化热，潘维明在《光明日报》组织上海文化规划的讨论，雄心勃勃，颇有干一番事业的气象。我当时虽在北大任教，但因自幼在上海文化界人士比较集中的徐汇区长大，又是在文革后期在一些老先生的关心下开始学习书法，对上海的文化状况有些了解，因此对当时上海文化战略的讨论甚是关心。我当时觉得，在众多的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上海的寓公文化。上海自鸦片战争后成为开放口岸，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上海不但是引进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也是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在上海有许多清朝、民国的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后人。即便是中国近代的资本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从传统的士绅转变为工商界人士的，这一社会背景，使他们和中国传统艺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艺术品味还是非常中国化和传统的，收藏中国的书画艺术品也是十分自然的事。1949年以后，由于盛行阶级分析理论，这些遗老遗少及其后人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许多人便以书画自娱。于是在1949年后的上海，依然有一个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的特殊阶层。以我在上海请教的五位老师来说，萧铁先生出身常熟望族，王弘之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外孙，父亲王伯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曾任民国政府的立法委员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金元章老师的父亲是民国初年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师母出身杭州望族，姨夫是篆刻家王福厂；章汝奭先生的父亲章佩乙，曾任《申报》主笔，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次长，也是著名的收藏家。我只是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明问题。其实在上海这样的人很多。现在的中年篆刻家陈茗屋、吴子健、徐云叔都是出身有背景、但又不可能在政治上被重视的家庭。而良桢兄长我八岁，在上海书法界出道早，文革前和文革中和许多有这样背景的前辈有直接的交往，对上海的寓公文化是很熟悉的。由这样一位在文史方面有很好的功力、又有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来研究上海的寓公文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潘维明在北大上学期间曾任学生会主席，我的同班同学李强时任副主席，所以和潘关系很近。北大本科毕业后，我和李强同时留校，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也同住一个教工筒子楼。那时潘维明到北京开会，总要到北大来看李强。也就在潘维明到北京来宣传他建设上海文化的构想时，我见到了他。我向他建议，在上海的文化建设中，应注意研究和发掘寓公文化。上海在这方面很有特点，若能办一个刊物岂不很好，编辑不必发愁，正在《犯罪学》当编辑的潘良桢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后来，我还为此专门写信给潘维明，郑重向他推荐良桢。
1985年夏，我回上海探亲，华人德兄到上海来相聚。由于北京大学1977级、78级的学生毕业的那年（1982），任学生会会长的潘维明主持筹建蔡元培、李大钊雕像作为纪念，人德协助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因此和潘维明很熟，交情也很好。此时，人德也已认识良桢，并了解良桢的真实水平。所以，我在家中请人德吃饭时，也请了潘维明。潘维明来后，我和人德一起在此向他推荐，希望他能安排良桢到一个能为上海的文化建设发挥能力的岗位上去。后来，潘维明还特意安排了良桢和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见面，过问他的工作。但由于潘维明卷入了1986年以后的一系列政治风波，离开了领导岗位，办杂志一事未果。良桢兄也终于调到了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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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良桢兄二届中青展获奖作品（点击上图可放大）
一九八六年宝麟兄、良桢兄和我二届中青展间在良桢兄获奖作品前合影
良桢兄一九八三年赠我的手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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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提二十年前为良桢的工作调动所做的一些努力，是为了说明，在我和朋友们的心目中，良桢是文化界一个难得的人才。而当年一本研究寓公文化的杂志未能办成，想来也令人遗憾。如今，前辈凋零，虽然他们的家属还在，但许多后人实际上并不太了解他们的父辈。但愿今后会有有心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提上海的寓公文化还是因为，自六十年代后，上海的文化宫文化也十分活跃。上海青年宫、沪东工人文化宫，还有上海各区县的文化馆都有书法班，而今浮在上海书界面上的，多和此有些瓜葛。近些年来上海的书法，在寓公们纷纷谢世之后，并没有承继上海书法以往的多元和优雅，反掺入了不少小市民的甜俗，生气勃勃的海派变成了千篇几律的上海面孔（良桢有专文论此，甚得我心）。而良桢格调高古的书法，在上海滩上便也就曲高和寡了。
和良桢认识三年后，我便出国留学。不过，我和良桢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只是由于国际邮资太贵，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良桢给我写信再也不用毛笔了，每次都是在信纸上用钢笔或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上很多。如今，打越洋电话也很便宜了，我和良桢的联系主要是电话了。虽说方便了许多，可良桢擅长的尺牍艺术，难得发挥，我也失去了一个收藏他墨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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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桢兄一九九二年赠我的手卷局部
良桢兄在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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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在阔别祖国六年后，我第一次踏上回国探亲的路。在那次回国的日子里，良桢和我一起在苏州拜访了沧浪书社的诸位社兄，然后，我们又到无锡去看了胡伦光、穆棣兄，此后，储云兄又从宜兴来接我们去宜兴的山中雅集。游完宜兴，我们又返回苏州，常熟的言公达社兄又接我们到常熟小住。那些天，良桢和我在太湖流域与沧浪书社的诸位社兄盘桓多日，谈书论艺，品茗挥毫，好不愉快！当我和良桢一起坐车回到上海时，大雨后的长途汽车站积水没膝， 但我们依然谈兴未尽。分手的那幕虽然至今历历在目，但那也已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2002年秋，我的《王小二的普通人书法——一个虚构的故事》在《书法报》发表，在书坛引起了不同的看法。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主要反映在网上）。故事发表后不久，我打电话给良桢，希望听听他的意见。良桢在电话中对我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大概的意思是，流行书风是新生事物，应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鼓吹“民间书法”的沃兴华是很有才华的书法家，他在《民间书法研究》一书中临摹一些古代无名氏的书迹，临得非常好。我说，《王小二的故事》是反思书法史的一些现象，并非为了批评某种艺术创作倾向。此故事只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书的一章，放到全书中，故事的用意也就会比较清晰了。此处，我只是将我们当时在越洋电话上的辩论作了极为简要的概括。其实，那天我们通过越洋电话，针锋相对地争论了差不多四小时，从上海时间的上午十点一直到下午二点。最后还是良桢说了，“小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还没吃午饭呢。”事后，我颇感后悔。后悔的不是直言和一位学兄辩论，而是觉得良桢兄身体不好，这样和他辩论，恐对他的身体不好。后来，《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出版了，我请编辑陈新亚寄了一本给良桢，希望他能对我在《王小二的故事》中提的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围绕着“流行书风”的争论越来越淡漠后，《娟娟发屋》一书提出的问题才可能越来越清晰地被人们所认识。去年我和良桢通电话时，他曾非常感慨地说道，朋友交往多年了，有了磨合和默契。我想，他这是对我们之间能非常自然而坦率地交换意见的这种交往状态发的感慨。
良桢自幼在祖父的指导下学书，于今已有五十余年，功力深厚。他在书学方面也有深湛的研究，写过不少很重要的学术论文。我对良桢的短文也十分喜爱，因为这些短文反映出良桢对当代书坛细致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几乎是篇篇都有真知灼见。如《团体书法家》、《从“海派”到“上海面孔”》，都是极有见解的文字。
可正当中国书坛需要良桢兄大展才华的时候，他却不幸因风疾而进入隐退的生活。近些年来，良桢蜗居家中，以临池上网度日，日子过得算是太平。值此良桢兄六十华诞之际，我祝愿这位老兄带病延年。我也希望还能不时读到他充满智慧的短文和札记。我还期希望，有一天我们还会在越洋电话上为着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大辩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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